2021 年 5 月的北京，空气里总带着那种还没散尽的闷热和尘土味，出于清华大学和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得比平时早了整整一周。
那时候的主考官们正忙着批改试卷，讲台上粉笔灰簌簌落下，几个穿着鲜红志愿专用服的学长学姐在走廊上疯狂地贴墙报，每一张志愿表背后，都藏着一个名为“梦想”的褶皱。 那时候我还在哪儿，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啃着那本被翻了几百遍的《高考复习大全》，试图从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真题里，找出通往未来的一条路。
那时候认定，艺术生就是“卖结构”要么“卖造型”，就是要把那些复杂的几何体要么抽象的线条，像工匠一样打磨得严丝合缝，让评委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功底有多深厚。
那时候认定，只要把画得充足漂亮，就能赢。 可现实是，高考那几天，校园里那种“人挤人、红红绿绿”的氛围，反而成了最真的注脚。
那时候我们大量人拿着志愿表，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发呆，心里却在想：我不就是那个卖力的吗？分如此高，难道就要去和那些既没有买票，也没有认真画画的“纯美”要么“纯美”竞争？ 实际上并不。我们不是来和哪位争第二的，我们只是来确认一下，那个叫“梦想”的，到底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走。 那时候大家都在做选择题，都在纠结哪个选项“更稳妥”，都在计算概率值。而在那场关于“美”的博弈中，比例尺就是唯一的真理。画了两小时，不是满分就能证明画得好，只有画到了比例尺，画到了那个特定的“最完美”的比例下，才算数。
那时候我们就连每天都在反复描摹，就是为了凑够那个比例。 记得有一次在集训营，我们画了一个花瓶。老师让我们把花瓶里插的花，用比例尺画出来，然后画在瓶身上。
那瓶子里插的是三朵牡丹。老师让我们画三朵一模一样的牡丹，彻底按照比例尺。结局那天画出来的花瓶，只有我老婆知道那是确实。
那三朵花，每一朵都歪歪扭扭，出于比例尺刻在图纸上，却画歪了。 那一晚，我坐在画室的最深处，看着那瓶歪歪扭扭的花，突然认定心里沉甸甸的。我们拼命想把“美”量化，想把“标准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结局却把最本确实“美”给弄丢了。 那时候我们也曾想过，是不是应当像写诗一样去画画，要么像讲故事一样去构图？
是不是应当忽略比例尺，去追求一种“通感”式的美感？可是，一旦谈到了比例尺，我们就务必回到那个理性、严谨、就连有点冷血的“艺术评价”体系里，去审视那些偏离了标准的东西。 那时候的考试，更像是一场关于“标准”的狂欢。我们拿着卷看卷，看卷看卷，像看别的东西一样，只关切分数，只关切比例，只关切是否“完美”。 可后来我才明白，在这场关于比例的竞赛里，那些偏离标准的东西，恰恰是美术馆里最珍贵的东西。
那些出于比例尺而歪斜的花，那些出于比例尺而扭曲的人体，那些出于比例尺而崩塌的结构，它们在被比例尺审视之前，是鲜活的生命。 那时候我们拼命想证明，我们的比例尺是对的，我们的构图是标准的，我们才是那个懂行的。可为啥，当所有人都用比例尺去丈量世界的时候，世界本身就变得不再完美了？ 或许，真正的艺术，压根儿就不需求比例尺。它不需求标准答案，不需求完美的比例，它只需求一颗愿意保持真、愿意去拥抱瑕疵的心。 那时候的考试，让我们看到了那个被标准化教育撕裂出来的灵魂。
那些充满裂痕、充满比例失调、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，恰恰证明白，在那个被秩序填满的世界里，我们依然有着归于自己的、不完美的、却真无比的“美”。 那晚，窗外的风挺大，吹得纸窗哗啦作响。我看着那瓶歪歪扭扭的花，突然认定，或许只要我们不再执着于比例尺，不再执着于把“美”量化，把“标准”精确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像看待一朵花那样，去敬畏、去观察、去感受那份不被定义的“美”，那我们就已经赢了。 出于甭管比例尺在哪儿，甭管标准在哪儿，那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复制的、叫做“美”的瞬间，才是我们真正需求的。 那时候，我们别看输给了那些比例尺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作品，但我们的灵魂，却故此变得更加厚重。 那晚，我看着那瓶被比例尺歪曲的花，突然认定，它才是最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