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二才开学三个月，我就能考上台上的舞，这概率得比中彩票还高吧？说实话，那时候我脑子里想的不是“坚持训练”，而是“别想忒多，只要动起来就行”。 那时候我认定舞蹈就是个动作集合，就是把今天练的五个动作，明天按个顺序串起来，后天再补个新动作。可等真正站在聚光灯下，才惊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白脸。 起初是身体开不了光。我腿挺直，脊柱挺得笔直，这简直是舞蹈界的死刑判决。
那会儿老师骂我“腿忒直没感觉”，目前回想起来，这哪儿是没感觉？这简直是在给脚底找坟墓。跳舞的人，得先学会和别人“接吻”，而不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衣架挂上。我的腿忒直，害得我挺难管住胯部的晃动。跳舞不是站桩，是动态的，是身体在空间里自由呼吸。我练得越多，屁股越挺，腿越直，实际上离舞台越远。 其次是呼吸根本不能停。我练得最累的时候，就是那种在黑暗中屏住呼吸，像一颗被扣在枪膛里的子弹，直到最终一秒才轰然炸裂。可到了起势，我居然能呼吸顺畅？这绝对是个悖论。跳舞需求一种特权，一种随时能呼出浊气、吸入新氧气的本事。我这种慢呼吸的毛病，害得我起势时整个人都在原地打转，像个没头苍蝇。 还有表情管理。我练得确实挺好，眼神挺犀利，但一到上台，那眼神就像被冻僵了的企鹅。我不是不想精彩，是我被训练得不敢看观众的眼。舞蹈是活的，观众的眼是活的，你得通过眼神去对话，哪怕是那种尴尬的沉默，也能传递情绪。我那时候只能对着镜子照镜子，镜子里的我忒严肃，而我要的是那种能把人“吃”进去的眼神。 最让人崩溃的是节奏感。我的身体像是个上了紧发的挂锁，要么一根被过度拉伸的橡皮筋。别人一个切分音，马步瞬间就绷起来了；我可能要练半天马步，才能勉强跟上那该死的节拍。
这时候我脑子里绝对不想“保持平衡”，只想“如何才能持续动”。我的节拍像是被剥夺了自由，只能机械地跟着音乐打拍子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做广播体操，而不是在表演。 最要命的是基础动作的衔接。我练过不少动作，但一集合，它们就像散落在人间的积木，如何也拼不起来。别人一眼就能看出“左三转右二”，而我却要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解释“为啥是这个角度”上。我的根本功忒碎，少了那种浑然一体的流动。 后来我遇到了一位“恩人”，他叫李导。他是那种让我又爱又恨的。恨的是他的练习课忒痛苦，恨不得我跪着练；爱的是他的态度，他从不讲大道理，只把我当成一个还没被驯服的野马，专门给我制造障碍。 有一次，我那个著名的“飞燕”动作，练了半个月，腿都废了，膝盖疼得像灌了铅。李导没有让我休息，也没有骂我偷懒，他只是站在镜子前，用他那双眼看着我，问：“你看到那个画面了吗？” 我当时没回答，那眼神忒犀利，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神经。他接着说：“你练的不是动作，是画面感。你要想象，那天你是在干啥？是在救人？是在跳舞？还是在做梦？你的动作是在讲述一个故事，而不是在展示一个技能。” 那一刻，我脑子里的“动作集合”概念崩塌了。我启动尝试不再追求完美，而是追求“真”。我不再强迫自己把腿绷得好，而是准它弯曲，准它颤抖。我启动在练习中“偷懒”，故意让动作慢一拍，模仿那种呼吸不畅的感觉。 李导教我要用“呼吸”去带动动作。
那会儿我憋气，目前我把呼吸当成燃料。我练那个高抬腿，目前不是单纯地抬腿，而是想象自己在跟地板“讲话”。我在空中想象自己的脚踩着碎玻璃，每一次落地都要小心翼翼，那种对地面的敬畏感，让动作有了重量。 我还启动练习“即兴”。
那会儿练动作是死板地照谱，目前李导让我去翻墙、去爬树、去扫落叶。当肢体接触地面，那种粗糙的质感，瞬间瓦解了我“舞者”的精致外壳。我发现，只要我不再追求动作的准性，只要我敢于犯错，那些僵硬的动作就启动软化、变形，最终竟然变成了一种自由。 高二这一年，我把自己弄得挺烂。我试过死磕，结局把自己练成了一张白纸；我试过模仿，结局把自己练成一个僵硬的木偶。
后来，我学会了“搞破坏”。在练习中故意做错动作，故意慢一点点，就连故意不搞定某个动作，打断自己的节奏。
这听起来挺疯狂，但效果才是一流的。我像是在把原本硬邦邦的肌肉，像泥塑一样揉软了。 最终，我考上了。站在舞台上，看着台下几千张熟悉或陌生的脸，我突然认定，那些繁复的套路、那些完美的肌肉线条，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让我能更清楚地看到身体。 舞蹈不是一场关于技巧的竞赛，而是一场关于“存有”的探索。我不再执着于把动作做得多标准，而是享受在这个过程中，身体与音乐、与空气、与观众的每一次碰撞。
那些曾经让我头疼的呼吸、僵硬的腿、不协调的节奏，目前都成了我骨子里的一局部。 实际上，高二那个夏天，我差点就拉倒了。但当我再次站上舞台，看到那些熟悉的灯光，还是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，我还是那个会做噩梦、会流口水、一直想着“别停”的我。 出于我知道，只要我想动，我就一辈子不会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