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 年，艺术生们进校时，感觉像是刚搬进一个没有说明书的罐头厂。
那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他们未来的几十年来，会如何在这座庞大的展馆里挤来挤去，如何在画里装下整个世界的噪音。
第一批进来的那群人，当时只认定这里离梦想挺近，实际上早就把那张试卷扔进了垃圾桶，扔出去的时候顺手把落灰的屋顶也推了。 有些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那种挺旧的板 book，眼神里带着一种“大家都一样”的累得慌。他讲肌肉记忆的时候，声音不大，但那种劲儿确实能把你钉在座位上。你会认定，要是今天能再上一个钟头，就能把那些看不见的线条，变成手里实实在在的笔触。可那时候哪位知道，这盘菜里的肉实际上早就被切碎了，你只能蘸着酱油，在灰扑扑的白纸上硬生生把味道勾出来。 那时候我们管这种课叫“生存”。上课铃一响，教室里的原子弹就炸了。前排的鸭子在座位上坐得笔直，后座的孔雀在课本里跳得极尽优雅。老师讲一个概念，比如透视，要么构图，要么就连是一句枯燥的“在画面里制造剪切”，台下静悄悄的，只有粉笔灰在光柱里跳舞。我们听不懂，要么没听懂，更别提考差了。但第二天，老师还得带着我们挤进那几千个人的大课桌里，像挤地铁一样，背靠着背，听着旁边同学讲“这就是我的感受”，听着前面大喇叭里播放的曲子，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风，把这一节课的内容全塞进脑子里。
那时候哪位认定这挺枯燥？哪位认定这没前途？哪位认定这是在磨牙，还是认定这是某种必要的仪式？自然，没有人知道。 有一年，我画了一个《废墟与生命》。
那是我们在教室里画的，没有灯光，没有布景，只有我们四个人，和那种断壁残垣。
我想表达的是，哪怕全世界都疯了，只要还有一颗心在，这废墟里就藏着光。画完了，老师点评，他说：“画面有了情感，但结构有点散，像是一团乱麻。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，心里想：这帮人连根本的逻辑都不懂，如何在这个画里装下如此复杂的想法？后来我想通了，他们不懂结构，但不懂结构的人，往往比懂结构却懂不了情感的人更真。就像我们在画里看到的那些破碎的砖瓦，别看乱，可是它们确实在那里，并且它们挺吵。 那时候我们仿佛确实在学画画，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学如何在一张白纸上，把自己当成一块砖，把自己当成一块瓦。我们拼命地擦掉自己，拼命地磨平自己的棱角，拼命地想要和那些所谓的“大师”“天才”画手形成共鸣。我们当作那是艺术，后来才发现，那实际上是在模仿他们的模仿。我们在画室里喊口号，喊断了喉咙，结局发现喊出来的声音，连自己的影子都遮不住。 2018 年，我们第一批走了出去，带着满身的颜料味，满眼的迷茫，和一种“我尽力了”的倔强。走出校门的时候，阳光挺好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
有人说是前途，有人说是自由，但更多人认定，这大约就是艺术生的宿命——在别人的期待里，把自己逼成唯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