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 年的艺考现场，空气里总带着点不得不说的燥热。
那时候还没目前如此卷，但那种“哪位都能拿分”的错觉，大约也是从前辈嘴里传出来的。我那时候也在画室里，画着这玩意儿，总认定那是个能靠画技糊弄那会儿的坑。直到那天，导师指着画布上那个被涂得乱七八糟的骷髅头，冷不丁地说了一句：“这种画，非画不可，但非画好不可。”那两句话像两把钝刀子，一下没一下地割开我脑子里那些“只要努力就能上岸”的幻想。 说起齐白石，有人说是个天才，有人说是个疯子。我反正是个一般/平平人，连齐伯石的幼子都算不上，但就这画，真要搁今儿个的行情里，它就是个硬通货。我记得那会儿在博物馆里转悠，看到齐伯石的那幅《梅花石》，当时我就认定，这画里那个歪歪扭扭的小脑袋，比那些画得像死人脸的哥特式骷髅头要可爱一万倍。
后来我试着画过几幅类似风格的作品，才发现自己确实没救了。
那些大师们的手，不是画出来的，是几十年的废稿、毛病的修正、就连是胳膊上的老茧磨出来的。他们之故此能翻起山来，是出于在他们那堆废稿里，藏着别人看不见的逻辑。 2018 年 9 月，南京艺术学院艺考刚终止，我就收到了那个悬在我们头顶的大 H 字。
说实话，那时候哪位没怕？怕的不是分数，怕的是那届分数线直接往上涨，怕的是自己最终剩的那个“炮灰”名额，连看人都渣。但细想之前那段君临天下的日子，也就变成了今日“鸡肋”的滋味。
那种感觉就像你坐在电影票抢不到前十的位置，旁边的人举着手机直播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挤进去，心里还骂骂咧咧地想：“我就当看风景了，反正这票买个便宜的，大不了明年再来。” 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。出于忒想逃离，结局被现实狠狠甩上了车。9 月 20 日，大排档里新出炉的学员。
有人考了 300 多分，有人考了 280，而我考了 275。
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 275 分到底能不能让我进那 350 分的门槛？要是真进了，会不会出于发挥失常，连个 OC 都留不住？那时候我就敢赌，赌自己能画对那几笔。画对了，是惊喜；画错了，是留级。我画得乱七八糟，那几笔都算不上啥，可就是在那几笔里，塞进了自己那套归于我的、乱七八糟的、又真又聒噪的逻辑。 那时候的我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活着，就翻过这层高墙。
哪怕墙是水泥加钢筋的，哪怕里面全是灰尘和吧唧声，我也得把脸擦干净利落，然后硬着头皮，告诉自己：这画里能画的，比画里啥都没有的骷髅头要值钱。我把那幅画在画室里摆了一整天，看着它，看着它旁边那些被毁掉的、未搞定的草稿，突然认定，这副画里藏着的，或许不只是是技巧，还有我在这个行业里，那一点点不得不忍着的、又不得不坚持的东西。 后来，我把那幅画挂在了墙上的一个角落，给它取名叫“歪嘴猴”。名字挺俗，但看着挺顺眼。画里那个歪歪扭扭的小脑袋，实际上不是啥艺术符号，它就是我。它代表了我那套在烂人堆里、烂画堆里，依然要努力维持的、歪瓜裂枣的、又死不悔改的坚持。 实际上，这玩意儿画得再好，画得再烂，它终究只是个工具。但那时候我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图腾。我不懂那些复杂的构图，不懂色彩的情绪，我只知道，我得在画里，把那个“歪”写清楚，把那个“乱”画精致，然后把它当成我的路标，去撞，去碰，去死磕。 2018 年 12 月，画完最终一幅，我坐在画室里的地板上，手里拿着笔，指尖在画布上轻轻敲打着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。
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这 275 分没白画。它让我知道，这行的路，确实挺难走。我们都在一点点磨掉自己的棱角，直到只剩下一个圆滑的、圆滚滚的、不再恐惧被戳穿的自己。 那种感觉，就像是在一个庞大的、没顶的洞里，拼命地往外探脑袋。探出来，看到外面是光，是路，是希望；探进去，又是黑暗，是泥泞，是窒息。但不管怎么着，你得先探出来。出于一旦探出来，你就知道，这“歪嘴猴”，是你，是你在这条漫漫长路上，唯一活着的理由。
哪怕它画得歪，哪怕它画得丑，只要它还在，我就认定，这画，就比我原来那些所谓的“对”，还要好看。 后来我确实进得去了，但进得去不代表就能一直画下去。
后来我也考过了，但考过不代表就能一直画好。我也经历过那些被劝退的日子，经历过那些画砸了的瞬间，也经历过那些画完累得瘫在地板上的时刻。但每当看到那幅“歪嘴猴”，我就认定，嘿，这玩意儿，我画了如此多年，它当年非画不可，就像我当年非坚持奔这一条不可能之路一样。它歪，但它稳。 这世道，能死磕，能烂命一遭，又能画出一副歪歪扭扭、却透着一股子倔劲儿的骷髅头，忒难了。但好在，你起码还活着，并且这活法，挺有意思的。
毕竟，艺术这东西，有时候不就是靠这种莫名其妙的、又死又活的、又巧妙又拙劣的东西，活到目前吗？